衛飛翔：最懂餐飲業的房地產開發商

衛飛翔：這與我大學里學的專業有關。1990年，我考上了杭州大學，我是個農村孩子，在選專業方面沒有太多想法。當時，杭大有個新專業叫“旅游”，那時大家對旅游都沒什么概念，只覺得可以到處去玩，很吸引人。再加上這個專業分數要求很高，我自然就覺得這個專業好了，也就選了這個專業。開始學習后，才知道旅游還包括餐飲、賓館、旅行社等。
畢業后，我來到嘉興，籌備當時的東方俱樂部，短短半年后，我就從剛進來時的文員，競聘上了部門經理，負責客房、前廳等，管理著80多號人。東方俱樂部后來是嘉興最早的兩家三星級賓館中的一家。兩年之后，我已經是總經理助理了。
這些經歷對我今后的發展都有著巨大意義，從大學時的專業到畢業后的第一份職業，都與餐飲有關，因此，在創業選擇時，我也就選擇了熟悉的餐飲業。
記者：1997年，您25歲，當時創業的底氣來自哪里？
衛飛翔：只能說是“初生牛犢不怕虎”。
但也并非是兩眼一抹黑的草莽之勇。我在大學里就做過生意，而且不是那種在寢室里買賣泡面小零食的，我買賣的是商鋪。
大三下半學期開始，我就盯上了杭州四季青服裝市場，用借來的10多萬元作為啟動資金，買賣四季青里的商鋪。而且，我還做服裝生意，我與杭州絲綢學院的老師合作，由他們設計服裝，我在農村開了一個服裝廠，負責生產、銷售，用今天的話說，是真正做到了“產、學、研一體化”。到了1993年9月份，大四開學時，因為精力不夠，我只能放棄生意。五六個月里，我大概賺了三四萬元。這些錢，也一直支撐著我走到畢業。
正是因為這些從商經歷，帶給我許多社會積累，等我畢業的時候，早已脫去了學生的稚氣，在東方俱樂部做普通文員的時候，來報名的新員工還以為我是日方代表（東方俱樂部當時由中日合資）。
工作兩年后，我已經當上了總經理助理，甚至市旅游局成立時領導還準備調我去工作，但血液里流淌著的創業的欲望，不停地在呼喚著我，我知道，我該離開了。
那一年是1997年，是個充滿創業激情的年代，我在勤儉路開了家快餐店。我們的快餐店非常干凈，就像肯德基一樣，因此生意很好，這也就進一步激勵了我創業的步伐。
記者：在快餐店干得風生水起時，為什么會選擇承包戴夢得“璇宮”？在這一過程中，遇到過什么困難？您是如何解決的？
衛飛翔：承包戴夢得“璇宮”是冒了很大風險的。“璇宮”的租金要120萬元一年，這個數字在今天聽來都是很可怕的，更別說是在1998年了。在我承包之前，它經營得并不好，一直在虧本，我接手后，第一個月虧了8萬元，第二個月虧了6萬元，過了半年才開始盈利。
它的就餐環境，是毋庸置疑的。在戴夢得25樓上，能旋轉，能俯視全嘉興的美景，這也正是它最吸引我的地方。接手后，我改變了經營策略。在此之前，“璇宮”是做自助餐的，一天只有一頓晚餐。但當時，自助餐還不流行，對一般百姓來說，價格也偏高。我一接手，就把自助餐改為炒菜，價格也隨之下降，把一天一餐，改為一天五餐，從中午開始，有中餐、下午茶、晚餐、晚茶和夜宵。漸漸地，來的人多了起來，到后來，不管什么時候，“璇宮”里都坐滿了人。
在心里壓力最大的時候，我就想著，要是失敗了，大不了浪跡天涯，重新打工，但此刻，我一定要堅持下去。堅持就是勝利，憑著一腔熱情，“璇宮”從高高在上的戴夢得25樓，走入了尋常百姓家。
記者：您是什么時候開始打造太陽城的？為什么在戴夢得“璇宮”蒸蒸日上的時候，又一次急流勇退，開始瞄上這一片平地？
衛飛翔：是從2003年開始的。
創業就是從一個臺階邁向另一個臺階的過程。從東方俱樂部辭職，到開快餐店是一個臺階，從戴夢得到太陽城則是更高的一個。在太陽城之前，我的店面所有權都是別人的，我很想擁有一家屬于自己的店。然后，就想到了蓋一幢自己的房子，擁有一家完全屬于自己的飯店。
記者：餐飲一直是輕資產的行業，你買地造店，無疑是重資產投入，開了先河，那么你的大膽舉措跟餐飲業的傳統做法——租房開店有多大區別？
衛飛翔：太陽城面積有8000平方米，這么大的地方如果租的話，租金得要多少？另外，如果是租來的房子，不會花重金在裝修上，因為租幾年這房子就歸別人所有了，大家都不愿意為他人作嫁衣。
太陽城外觀和公共區域的裝修，從剛建成時就是這樣，10多年了都沒變過，哪怕以現在的眼光去看它，也是不過時的，這裝修，當時是花了大價錢的。但如果是租來的，我不會這么下血本。
而它給我帶來的驚喜，遠遠不止這些。太陽城這塊地，這幢房子，都成了公司的資產，它一直在增值，我拿它當抵押，向銀行貸款，投資別的項目。
我曾經把太陽城抵押給銀行，買下了現在億代商務酒店的這幢房子，經過翻修、改造后，它成了擁有250個房間的酒店，這是嘉興市最早的經濟型酒店。后來，億代的經營很順利，我又將它做抵押，2007年時，在嘉善開出了第一家陽光碼頭，隨后，余姚的陽光碼頭也誕生了，現在，陽光碼頭的連鎖店已達13家。
這13家店的門面，我也是能買則買，實在不行的才去租。